李洪枢在被捕后供称，他于1972年6月受克格勃派遣来中国，潜伏于北京。1973年12月27日收到克格勃从电台发来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1974年1月15日上午9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9点半至10点之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电台和其他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1974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面交抗议照会，并宣布马尔琴柯等5个披着外交人员的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新华通讯社当日向全世界报道了“1·15案件”，克格勃的这桩丑事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一位克格勃高级官员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弄得我们很尴尬。”
另一起克格勃问谍搜集“文化大革命”情报被我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发生在上海。
上海吴淞口，1967年时设有一处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司令部管辖的观察站。这个观察站里装有一台“SOS讯号自动接收仪”，这台仪器的功能是能够昼夜24小时自动接收一定范围内海域、空域遇难舰船、飞机所发出的“SOS”国际遇难求救讯号。在接受讯号的同时，它会自动发出信号，显示遇难方电台的波长呼号，以便取得联络。
1967年7月11日，一个闷热的日子。这天晚上，在“SOS讯号自动接收仪”前值班的是海军上海基地报务大队战士周伯超。进入夏季后，由于台风频繁的关系，海难事故比平时多，所以上级要求每个值勤员必须认真严守岗位，一有讯号立刻报告，以使电台尽早与遇难方取得联系，火速安排救援事宜。周伯超接班后，丝毫不敢疏忽，按照规定，每隔半小时就检查一次仪器工作是否正常，电流、电压是否正常。
晚上10时整，“SOS自动接收仪”上的红灯忽然开始闪烁，蜂鸣器也发出了表示收到“SOS”讯号的“嗡嗡”声响。周伯超正站在窗前眺望远处的夜空，听见信号声马上来了个急转身，一个箭步冲到仪器前，朝显示屏一看，却愣住了——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显示出来！
按照常规，遇难方在发出“SOS”求救讯号的同时，会把自己电台的波长、呼号也连着发出。这样，收到“SOS”的一方，就能根据这波长、呼号“叫通”遇难方，了解对方的位置、遇难情况等。而现在，显示屏上却空空如也。
周伯超检查显示屏，电路正常，可以显示“测试数码”表明显示屏无问题。
这时，仪器上的红灯熄灭了，蜂鸣器也不响了。周伯超寻思：也许遇难方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拍发求救电码的，只来得及发出“SOS”，报务员或者电台就不支（毁坏）了，所以没有下文。这种情况，尽管很少，但不是没有。按照值勤规定，周伯超把上述情况发生的时间、状态、处理经过等在《值勤情况记录簿》上记录了下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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